動態保留建築的哲思

一、祇園的黃昏，一座建築的新生

二〇二六年三月五日，京都祇園。

暮色漸沉，花見小路的石板道上，藝妓的木屐聲與觀光客的喧嘩漸次退去。在這條承載了數百年風花雪月的街道盡頭，一座外觀沉穩、帶有城郭天守意象的建築物，正以嶄新的面貌迎接第一批住客。這裡是「帝國飯店 京都」——帝國飯店集團睽違三十年的全新據點，也是日本近代建築保存運動中，一個意義深遠的里程碑。

這座建築物的前身，是一九三六年落成的彌榮會館，由建築家木村得三郎（1890–1958）設計。木村是戰前大林組旗下的劇場建築大師，一九二七年曾操刀先斗町歌舞練場的設計。彌榮會館為鐵骨鐵筋混凝土結構，地上五層、地下一層，其正面中央的塔屋以付庇（指安裝在建築物門窗上方的小型屋簷）與寶形造屋頂（傳統的日式屋頂樣式，等同於中國的「攢尖頂」，特點是正方形、多角形或圓形建築的屋頂構成），令人聯想到城郭天守的威儀，卻又不失遊興之街的華麗。二〇〇一年，它被登錄為日本有形文化財，卻因年久失修而長期閉館，前途未卜。

如今，大林組的團隊以「外壁與軀體L字形保存」的大膽工法，在維持原建築31.5公尺高度的前提下，將內部從劇場徹底轉換為擁有五十五間客房的精品旅館。雖然總工程經費高達 124 億日圓，讓雙人房每晚住宿費從 16 萬 4500 日圓起跳，最頂級的「帝國套房」每晚要價更高達 300 萬日圓，但三到四月的訂房已經呈現全滿狀態。作為日本國產飯店品牌的驕傲，「帝國飯店 京都」不是單純的翻新，而是一場建築的「轉生」——讓一座近代建築在保留其歷史的同時，獲得全新的應用。

二、帝國飯店的建築基因——從萊特到京都

談帝國飯店京都，不能不回溯帝國飯店本身的建築血脈。

一八九〇年創業的帝國飯店，從誕生之初便承擔著日本「國家迎賓館」的角色。而讓它真正躋身世界建築史的，是一九二三年由美國建築巨匠Frank Lloyd Wright設計落成的第二代本館「萊特館」。萊特館以大谷石與仿鑄造裝飾磚構築，融合了馬雅文明的幾何紋樣與日本建築的水平舒展感，被譽為「東洋的寶石」。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新館正式開幕當天，關東大地震襲來。東京建築大量倒塌，萊特館卻奇蹟般地幾乎完好無損。這段傳奇使帝國飯店成為日本近代建築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儘管萊特館本體已於一九六八年拆除、中央玄關移築至犬山市明治村保存，但其精神——東西文化在建築中的對話與融合，至今仍流淌在帝國飯店的基因之中。

帝國飯店京都的選址，正是這種基因的當代延伸。彌榮會館所在的祇園甲部歌舞練場一帶，是京都花街文化的核心地帶。選擇在這裡開設新館，意味著帝國飯店不僅是在保存一座建築，更是在參與一個街區的文化記憶。

京都市擁有極度嚴格的景觀維護條例，在充滿古老住宅區的祇園地帶，目前最高只能興建 12 公尺的建築物，如果要在當地蓋全新飯店，建築規模將會被迫縮減一半以上。高達 31.5 公尺的彌榮會館，因其戰前興建的歷史價值被認定有助於提升城市景觀，因此在保留部分舊有建築的條件下獲得了法規豁免，這不僅讓帝國飯店順利進駐京都並確保了客房數量，也完美契合了地方政府與地主希望活化歷史建物的利益。

三、花札屋的裝飾藝術——丸福樓與任天堂的前世今生

從祇園向南步行不過二十分鐘的鍵屋町一帶，另一座近代建築的重生的故事同樣引人入勝。

由任天堂舊社改建的丸福樓精品旅館，於二〇二二年四月開業，由建築大師安藤忠雄擔任設計監修。這座建築群的歷史，與任天堂這家全球娛樂巨擘的起源密不可分。

一八八九年，山內房治郎（1859–1940）在京都下京區創立了任天堂骨牌，開始手工製作以四季花卉為圖案的日本傳統紙牌遊戲。房治郎用三椏樹皮以傳統手法製紙，帶領數名職人在狹小的工坊中精心繪製每一張牌面。一九〇二年，他又率先在日本國內生產西洋撲克牌，展現了對新事物的敏銳嗅覺。

一九三三年，隨著事業擴大，山內家族將木造本店改建為鐵筋混凝土結構，並設立合名會社山內任天堂。這批建築——包括辦公棟、住居棟和倉庫棟三棟——採用了當時風靡一時的裝飾藝術（Art Déco）風格，幾何圖案的浮雕、裝飾性的窗框、流線型的立面，在京都傳統町家林立的街區中，顯得格外亮眼。「丸福」之名，來自一九四七年任天堂法人化時的社名「丸福株式會社」。

安藤忠雄接手這個項目時，面對的是保存與創新之間微妙的張力。山內家族的要求很明確：盡可能保留原有的建築風貌與內部裝潢。安藤以其標誌性的清水混凝土語彙設計了新棟，使之與三座昭和初期的舊棟形成對話——古典裝飾藝術的華麗與現代主義的簡潔，在同一個屋簷下並存。全館僅十八間客房（含七間套房），許多房間保留了任天堂創業時期的苔綠色調，牆面上點綴著當代藝術家的作品。這不是一座「任天堂主題樂園」式的旅館，而是一個讓歷史的氣息自然滲透到住宿體驗中的空間。

四、動態保存——日本建築再生的哲學底蘊

彌榮會館與丸福樓的故事，折射出日本建築保存思想的深層轉變。

長久以來，文化財保存在日本往往意味著「凝結」，將建築封存在特定的歷史瞬間，以博物館式的態度小心翼翼地維護。然而，近年來一種被稱為「動態保存」的理念逐漸成為主流：建築物不應僅僅是被觀看的對象，而應該在當代社會中繼續被使用、被居住、被體驗。這與國際建築保存界所倡導的「適應性再利用」（Adaptive Reuse）一脈相通。

這種轉變背後，有著深刻的文化土壤。日本美學中侘寂的核心，便是對時間流逝的接納與珍視，建築也因為歷史的疊加而愈發動人。物哀的感傷，則教會日本人對萬物的無常抱持溫柔的共鳴：與其讓一座建築在「保存」的名義下走向僵死，不如讓它以新的姿態繼續參與人間的悲喜。

類似的案例不勝枚舉：東京世田谷區的大崎邸是1888年落成的水彩色洋館，曾面臨拆除危機，如今被轉化為咖啡廳與藝廊空間；東京車站附近的明治安田咖啡則是金融機構歷史建築轉型為文化消費空間的典範。又像是多位建築家的自宅，如藤井厚二的聽竹居、土浦龜城邸、前川國男邸、池田武邦邸，這些私人住宅的公開與保存，讓「暮らす建築」（可以居住的建築）從理念走向了實踐。

五、當建築成為「記憶的介面」——給當代讀者的反思

在全球化與都市更新的浪潮中，「拆除重建」長期以來被視為效率的象徵。然而日本這波近代建築再生運動，正以一種獨特的方式提出反命題：建築不僅是功能的容器，更是時間的容器。

當你走進帝國飯店京都的大廳，觸摸到彌榮會館九十年前的外壁肌理；當你在丸福樓的客房裡，望著窗外那片山內房治郎曾經日日經過的京都街景，你與歷史之間的距離，被一座建築壓縮到了觸手可及的範圍。這種體驗，是任何數位虛擬技術都無法複製的。

日本建築界正在實踐的，或許可以用茶道的美學觀念「守破離」來理解：先忠實地保存原始建築的結構與美學，再打破原有用途的限制；最終讓建築超越保存與創新的二元對立，成為連接過去與未來的活態介面。

值得注意的是，這波再生運動也與永續發展的全球議題深度接軌。根據國際建築保存研究的估算，再利用既有建築相比拆除重建，可減少約四成以上的隱含碳排放。在SDGs（永續發展目標）已成為社會共識的今日，「不拆除」本身便是一種對地球的溫柔。

六、餘韻——京都的黃昏，建築的黎明

在建築的世界裡，每一座被賦予新生的老建築，都是一次人與時間、人與空間的「一期一會」。它不是對過去的執念，也不是對未來的盲從，而是以謙遜的姿態，在時間的河流中找到一個恰到好處的位置——那個介於存在與消逝之間、永恆與無常之間的留白。

建築，終究是時間的容器。而最好的容器，是讓時間在其中自由流動、不斷注入新的意義的那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