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田國男的《遠野物語》

一九〇九年的八月，一個從東京來的男人，向遠野驛亭的主人借了一匹馬，獨自巡行郊外的村落。那馬披掛著用來驅趕虻蟲的厚實流蘇舖墊。他翻過附馬牛（Tsukumoushi）的山谷，遠遠望見早池峰（Hayachine）的山色含煙，像一頂菅笠，又像片假名的「ヘ」字。

時值盂蘭盆節。凡是當年有新亡者的人家，都高揚起紅白的旗幟招魂。男人在馬背上向東西指點，數得這樣的旗有十數處之多。永離故土者，與偶然闖入的旅人，連同那悠悠的靈山，都被緩緩到來的黃昏盡數收攏。

這個在黃昏裡數旗的人，名叫柳田國男（Yanagita Kunio）。次年六月，他把這趟旅行的印象、以及一個遠野青年口述的百餘則異聞，編成一冊薄薄的書，自費刊行三百五十部，定價五十錢。書名叫《遠野物語》。沒有人知道，這本賣不掉的小書，日後會被視為日本民俗學的「嚆矢」——第一支劃破長空的響箭。

一、官僚的耳朵

要理解《遠野物語》的奇異，得先理解柳田國男這個人開始。

他生於明治八年（一八七五）七月三十一日，兵庫縣人。明治三十三年自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畢業，所學是農政學，隨即進入農商務省。此後歷任法制局參事官，大正三年（一九一四）更登上貴族院書記官長的高位。換句話說，動筆寫下那些山男山女、河童、座敷童子的，不是一個浪漫的文人，而是一位前途看好的中央官僚。以《遠野物語》記錄怪談的，偏偏是一個最不該相信怪談的人。

也正因為他是農政官僚，他的目光始終落在山村。明治末年的東北，是飢饉與貧困交織之地。一個研究農政的人，沒有理由不去傾聽那片土地上的人們究竟如何理解自己的世界。對柳田而言，山村流傳的鬼神之說，不是迷信的殘渣，而是普通百姓常民藉以安頓恐懼與盼望的整套語言。

轉折來自一次相遇。明治四十一年（一九〇八）十一月四日，柳田結識了一位來自岩手縣的青年，名叫佐々木喜善，筆名鏡石。喜善生於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是個一心想當小說家的文學青年，卻有滿腹故鄉的傳說。據柳田在序文中的解說，自明治四十二年（一九〇九）二月起，喜善開始在夜間時時來訪，講述遠野的異聞，柳田則一一筆記。

柳田立下了一條近乎苛刻的記錄原則：「自分も亦一字一句をも加減せず感じたるままを書きたり」（我也不曾增減一字一句，只把所感如實寫下）。他甚至謙抑地補了一句，說鏡石並不善於言辭，卻是個誠實的人。不善言辭，反而成了可信的擔保。

於是有了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六月那冊自費印行的薄書，全書一一九話。卷首一行獻辭，只寫著：謹以此書，呈給遠在外國的友人。

而口述者佐々木喜善的後半生，卻沒有那本書那樣的好運。他曾任土淵村的村議與村長，因村務心勞與沉重負債而辭職，舉家遷往仙台，本就病弱，晚景愈發困窘，昭和八年（一九三三）九月二十九日病歿，按虛歲計僅四十八。他畢生蒐集的昔話逾四百篇，是日本口承文學研究的巨大功業。據傳，語言學家金田一京助以「日本的格林」相稱。那個把故鄉的鬼神一句句講給官僚聽的青年，在日本的民俗學史上獲得了莫大的肯定。

二、現在的事實

《遠野物語》最危險、也最動人的一句話，藏在序文裡。

柳田寫道：願你們把這些講出去，讓平地人為之戰慄吧。所謂「平地人」，是住在都市與平原、自以為文明的我們；而戰慄，不是恐怖片式的驚嚇，是一種更古老的東西：在山的另一邊，原來還有一整套我們已經遺忘的、人與神與妖共處的真實。

這份自信從何而來？柳田在同一篇序文裡，先發制人地替自己辯護。他料想會有人譏笑，何苦把自己狹隘的趣味強加於人。他卻反問：聽了這樣的話、見了這樣的地方，回來之後還能忍住不向人傾訴的，果真有這種人嗎？接著他寫下：相較於九百年前的《今昔物語》，《遠野物語》是眼前正在發生的事——是現在的事實。

何謂「現在的事實」，第八話講得最透。松崎村的寒戸有一個女兒，某日在梨樹下留下一雙草鞋，便音訊全無。三十年後的一個大風之日，當親戚們聚在屋裡，她忽然衰老不堪地回來了，說只是想見見大家，隨即又說自己得回山裡去，便離去了。從此遠野人但凡遇到颳大風的日子，就覺得這是寒戸之婆可能要回來的日子。一則神隱的怪談，最後沉澱成一句尋常的氣象俗語。傳說並非陳列在博物館裡的標本，它活在人們對一陣風的稱呼裡。順帶一提，遠野並無「寒戸」此一地名，學者疑為「登戸」之誤記或誤聽。這道縫隙，恰恰見證了口傳如何在訛變中存活。

柳田的時代正值自然主義文學鼎盛，講究寫生、講究如實摹寫。柳田把這套筆法掉轉方向，不去摹寫個人的內心，而去摹寫一個共同體所信以為真的世界。座敷童子（Zashiki-warashi）住在舊家，是掌管門第盛衰的孩童之神，住著它的人家興旺，它一旦離去，這家便要敗落；オシラサマ（Oshira-sama）源出少女與馬的傳説，是家宅與養蠶之神，神體以桑木削成，蒙上層層布帛。這些不是柳田的想像，而是土淵村真實的家神。他要做的，只是不增不減地把它們搬到紙上，讓平凡的山村口傳本身得以留存。

三、不增減一字的兩種讀法

把《遠野物語》放回世界文學的座標，最容易想到的對照，是德國的格林兄弟。

一八一二年，格林兄弟刊行《兒童與家庭童話集》，同樣是蒐集口傳、同樣懷著為民族保存記憶的抱負。金田一京助以「日本的格林」稱呼佐々木喜善，正是看到了這兩條民俗脈絡的相似性。但兩者之間，有一道耐人尋味的裂縫。格林兄弟在歷次改版中不斷潤飾、調和、教化，讓童話愈來愈像文學，柳田卻反其道而行，立誓不增減一字一句。一個在加法裡求美，一個在減法裡求真。日本美學中那種對材料本質的敬畏——讓布是布、讓木是木、讓口傳是口傳——在這冊小書裡，換成了讓傳說保持它粗糙原樣的決心。這份減法，與其說是文學的謙退，不如說是另一種野心：他要保住的，不是故事好不好聽，而是它曾經被人相信過的那個瞬間。

更值得玩味的，是那行獻辭：呈給遠在外國的友人。一冊寫滿了岩手深山鬼神的書，扉頁卻朝向海外。它暗示著柳田心中那個更大的讀者——他相信遠野的山神山人，與世上任何角落的傳說一樣，都是人類共同的遺產，而非一國一鄉的私產。劃界與佔有，從來不是傳說的本性；流動與共享才是。一個人愈是深入山裡，愈會發現那裡的故事，原來屬於所有曾在夜裡害怕過、敬畏過、仰望過星空的人。

四、為什麼一百年後仍要讀它

第一百一十話記著一件令人屏息的舊俗。遠野的山口、飯豊、附馬牛等地，都有名為「ダンノハナ」（Dannohana）的地名，其近旁必相對著一處叫「蓮台野」的所在——這名字後來訛變成「デンデラ野」（Dendera-no）。據傳，從前年過六十的老人，都要被送往此地度過餘生。但老人不能白白等死，於是白日下到村裡耕作糊口，傍晚再回到蓮台野。土淵一帶因此至今仍把早上下田叫「ハカダチ」、傍晚歸來叫「ハカアガリ」——而「ハカ」者，墓也。一處地名、一個耕作的動詞，竟封存著一整套關於生與死之界線的記憶。

這正是《遠野物語》在一百多年後仍須被讀的理由。它表面記的是河童與山男，底層卻是一個共同體對地名、對山徑、對老去與死亡的全部記憶。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一日，東日本大震災，海嘯吞沒三陸海岸；而位於內陸盆地的遠野，因地利之便，成為各地救援隊伍前進災區的後方支援基地，日後更設立常設的後方支援資料館，把這段記憶留給後人。柳田筆下那片人煙比北海道石狩平野更稀少的山村，一百年後，因為它記得自己是誰、記得腳下的土地通往何處，而在最大的災難裡成了眾人的依靠。

我們這個時代，正用前所未有的速度抹平這種記憶。地名被改成編號，村落併入都市，口傳讓位給演算法。柳田當年怕的，正是平地人忘了山的另一邊還有真實，忘了風有名字、墓地與田地只隔一個黃昏。一百多年過去，該為之戰慄一回的平地人，只會更多，不會更少。

五、森林裡那隻笑著的梟

柳田在序文的末尾，沒有用任何總結，只留下一首和歌：

「遠方森林裡那隻梟，老態龍鍾，不飛也不鳴，怕是正在笑我吧。」

笑他什麼呢？笑這位前途大好的官僚，竟把氣力花在數百則無人問津的鬼話上？笑他像明神山的木兎，把耳朵豎得太尖、把眼睛瞪得太圓？柳田把這首自嘲的和歌綴在序文末尾，等於先認了罪，而正是這份甘願被梟嘲笑的執拗，奠基了日本往後民俗學的發展。

那匹披著流蘇舖墊的馬，那十數面在黃昏裡招魂的紅白旗，那隻在遠方森林裡不飛不鳴的梟，至今仍停在那一頁紙上。願讀到這裡的平地人，也能聽見牠笑。